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，答案可以说既是肯定的，又是否定的，得看我们从哪个角度去聊。克劳德·戴维斯（Claude Davis）这个人，他更像是一个提倡回归传统、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先行者，而不是一个主流的营养学家。他写的《The Lost Ways》这类书，核心是教大家在现代社会里，如何找回我们祖先的生存智慧，其中就包括了那些被我们遗忘的食物。
那这些食物，到底能不能推动公共营养策略呢？我们分开来看。
有潜力的一面（为什么“是”）
从理念上讲，这些“被遗忘的食物”简直就是给现代公共营养敲响的一记警钟。它们确实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启发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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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增加膳食多样性： 咱们现在的饮食太“单调”了。全世界75%的食物来自区区12种植物和5种动物。而克劳DE·戴维斯提到的那些野菜、野果、传统谷物（比如苋菜籽、藜麦等），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餐桌。膳食多样性越高，营养摄入越全面，肠道菌群也越健康。这就像投资，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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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**挖掘“天然的营养宝库”**： 很多被我们当成杂草的植物，其实是营养素的“浓缩包”。比如蒲公英，它的维生素K和维生素A含量非常高；还有我们常说的马齿苋，富含Omega-3脂肪酸，这在陆地植物里可不多见。这些食物未经人类过度的选育和改造，保留了很多“野性”的营养物质，潜力巨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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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提升粮食系统的韧性： 公共营养不仅仅是吃得健康，还要考虑怎么能一直有得吃。过度依赖少数几种作物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或者供应链中断（比如疫情期间），整个系统就很脆弱。而推广这些适应本地环境、不需要精耕细作的传统食物，能让我们的食物来源更多元，更“抗风险”。这对于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策略是有战略意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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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文化传承和健康教育： 重新认识这些食物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自然教育和文化寻根。它能让孩子们（甚至大人）知道，食物不只是从超市货架上来的，而是和土地、和我们的历史紧密相连的。这种认知上的改变，比单纯地告诉大家“多吃蔬菜”要深刻得多。
现实的阻碍（为什么“否”）
虽然理念很美好，但要把这些“被遗忘的食物”直接变成大规模的公共营养策略，就像让一个习惯在乡间小路开拖拉机的人，直接去指挥城市的交通系统一样，会遇到巨大的现实困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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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**规模化和标准化的难题（这是最大的坎）**： 公共营养策略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，甚至上亿的人口。野菜能满足一个家庭，但满足不了一个城市。如何实现大规模、标准化的种植、采收、运输和加工？这是个巨大的挑战。比如，蒲公英的产量和品质如何保证稳定？超市里卖的菠菜可以做到每一批都差不多，但“野菜”很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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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安全性和法规问题： 野外采摘的蘑菇，谁来保证没有毒？一种植物在这个地方能吃，在另一个地方会不会因为土壤污染而富集了重金属？公共政策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要将这些食物纳入公共体系，就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识别、检测和监管标准，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和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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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知识和可及性的壁垒： 克劳德·戴维斯的核心是“自己动手”。但这对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，门槛太高了。住在城市高楼里的人怎么办？他们去哪里找这些“被遗忘的食物”？谁来教他们辨认？如果推广不当，很容易造成误食中毒的公共安全事件。公共营养策略必须是普惠的，不能只服务于少数有条件、有知识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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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成本和效率的考量： 现代农业虽然有种种弊端，但它在单位土地上生产热量和基础营养的效率是极高的，成本也相对低廉。而很多传统食物的种植或采集，人力成本很高，产量不稳定，最终反映到价格上可能并不亲民。公共营养需要考虑经济性，让大多数人都能负担得起。
结论：作为“思想火花”，而非“执行蓝图”
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：克劳DE·戴维斯提出的这些被遗忘的食物，是否具有推动公共营养策略的潜力？
我的看法是：它们具有巨大的“启发”潜力，但缺乏直接的“执行”潜力。
- 它不能直接成为政策本身：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号召全国人民去挖野菜来解决营养问题。
- 但它可以极大地启发政策方向：
- 政策可以鼓励农业研究去“重新发现”和改良那些有潜力的传统作物品种，让它们变得既有营养又适合规模化种植。
- 政策可以支持城市农业、社区菜园，让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，重新建立与食物和土地的连接。
- 在营养教育中，可以加入更多关于本地食物、时令蔬菜和饮食多样性的内容，而不仅仅是盯着营养素金字塔。
- 可以扶持那些种植传统作物的本地小农，建立更有特色和韧性的本地食物系统。
总的来说，克劳德·戴维斯提出的概念，更像是一个“思想火花”或“文化提醒”，它提醒我们，在现代食品工业的快车道上，我们遗忘了太多宝贵的东西。公共营养策略的制定者们，需要吸收这些思想的精髓——即对多样性、本土化和自然韧性的尊重，然后用现代科学、技术和管理手段，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安全、可行、普惠的大规模方案。
这才是这些“被遗忘的食物”对我们今天最大的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