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笔投资与巴菲特过去投资可口可乐、美国运通的逻辑有何异同？

价值投资原则：巴菲特投资日本五大商社（伊藤忠、丸红、三菱、三井、住友）与投资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一样，均遵循价值投资逻辑，即买入被市场低估的优质公司。这些公司均具备强劲的竞争优势（护城河），如可口可乐的品牌影响力、美国运通的网络效应，以及五大商社的全球贸易网络和多元化业务。
长期持有策略：巴菲特强调“永久持有”，这些投资均基于公司长期增长潜力而非短期投机。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的投资已持续数十年，五大商社的投资也旨在长期持有，享受复利和股息回报。
经济护城河和现金流：三者均有稳定的现金流和防御性特征。可口可乐依赖消费需求，美国运通依赖金融服务网络，五大商社则通过多行业布局（如能源、食品、金属）实现风险分散和稳定收益。
低估值买入：巴菲特在可口可乐（1988年）和美国运通（1960年代沙拉油丑闻后）时抓住低谷机会买入；同样，2020年投资五大商社时，日本股市估值较低，受疫情影响，商社股价被低估，但基本面强劲。

行业和业务模式：可口可乐是单一消费品巨头，专注于饮料品牌；美国运通是金融服务公司，强调信用卡和高端服务网络；五大商社则是综合贸易公司，业务高度多元化，涉及资源贸易、投资和物流，不依赖单一产品或品牌，而是通过全球供应链获利。这使得商社更像“控股公司”，而非专注型企业。
地理和市场风险：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是美国本土企业，受益于本土经济；五大商社是日本公司，暴露于日元汇率、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（如亚洲供应链），巴菲特此举扩展了其国际投资版图，不同于以往的美国中心主义。
投资触发因素：投资可口可乐强调品牌永恒性和消费习惯的稳定性；美国运通则是危机后复苏（沙拉油丑闻导致股价暴跌，但巴菲特看好其恢复力）；五大商社的投资更注重高股息收益率（约4-5%）和资产负债表实力，受日本企业治理改善和通胀环境影响，逻辑更偏向通胀对冲和多元化，而非纯品牌或金融复苏。
估值方法：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的估值更依赖无形资产（如品牌价值）和未来增长倍数；五大商社则更基于有形资产（如资源投资）和当前现金流，市净率较低，体现了巴菲特晚期对“通胀友好型”资产的偏好。